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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連枷棍”到“二節棍”(轉載《武林》馬明達) 從“連枷棍”到“二節棍” 在我幼年的時候，連枷棍曾經是武術場上經常能見到的器械，但現在見不到了，在官辦的“競技武術”中它早已杳無影。 記得80年代初，在蘭州市的一次業餘武術表演中，永登縣農民李明賢練了一套連枷棍，那時，這已經是十分罕見的器械了。李練的是長柄連枷，功力不錯，連枷叮噹作響，劈砸有聲，引起人們的注意。當時就有人向主持表演的我提問：“連枷不是農具嗎，怎成了武術器械？”回答這個問題，我曾在《甘肅日報》寫了一篇短文，簡單地介紹了一下連枷的歷史，還告訴讀者，古代兵器不少是從農具轉化來的，連枷棍正是這類兵器的典型。在官辦的規定武術一統武林幾十年之後，傳統武術的許多珍貴內容逐步銷聲匿，不復存在了。有的雖偶然還能見到，但不免走了樣，也變得“手舞足蹈”起來。不久前，我曾向熟悉西北民間武術的朋友打聽，武風很盛的甘肅農村現在還有沒有練連枷的？回答說“不知道，很多年都沒有見過了。” 實際上，連枷棍是一種歷史久遠而文化蘊涵相當豐富的武術器械，不但值得保存下來，也值得我們去深入研究它的來龍去。南宋學者周密，清代學者趙翼都曾留意于它，我們提供了一些追索的絡。 作打麥的農具，連枷在我國出現得很早，至少在春秋時代就有了。《國語》卷6《齊語》記管仲對齊桓公說：“令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三國韋昭的《注》說：“枷，拂也，所以擊草也。”《漢書》卷100《王莽傳》雲：“西載 ，北載拂。”唐代師古的《注》說：“拂音佛，所以治禾者也，今謂之連架。”可見“連架”這個名字唐以前就出現了。在唐代，這種農具又被軍事家們排上用場，用來作一種守城的兵器。杜佑《通典》卷152《兵五·守拒法》中曾提到它在守城時的功用：“連枷，如打禾連枷狀，打女墻外上城敵人。”這簡單的十幾個字告訴我們，作兵器的連枷非直接取自農具，而是專門製作的，狀如連枷，但一定比農家的連枷要重，要結實，不然便沒有足的殺傷力。 宋代是連枷走俏的朝代，不但仍舊用之于守城，而且變成了一種非常重要的馬上兵器。 先說守城。《武經總要·前集·守城》載：“若登者漸多，則禦以狼牙鐵拍；手漸攀城，則以連枷棒擊之。”南宋初，陳規以自已的親身經歷寫成《守城錄》一書，在卷3《德安守禦錄》中寫道：“城上人用磚石及連黠棒、長槍、弓弩拒退。”“連黠棒”應是“連枷棒”的异寫。從上引兩例不難看出，宋代以連枷用之于守城，是從唐代延續下來的，主要功用還是對付已經攀登到城頭的敵兵——利用連枷結構上的特點，打擊敵人露出垛口的手和頭。 騎兵用的連枷，屬于短兵類，有的通體用鐵製成，如南宋周密所說“又以鐵之，短兵之利便也。”有的是木質而用鐵皮裹其外，或加上鐵箍。《武經總要·前集·器圖》有它的圖式（見圖一），還有一段文字介紹： “鐵鏈夾棒，本出西戎，馬上用之，以敵漢之步兵，其狀如農家打麥之連枷，以鐵飾之，利于自上擊下，故漢兵善用者巧于戎人。” 所謂“西戎”，應指長期與北宋對抗的西夏。唐末五代以來，北方少數民族和西北少數民族，如契丹、女真、西夏等，騎戰中喜歡用鐵質的擊打型兵器，如鐵鞭、鐵簡、鐵椎，此外還有鐵鏈椎、鐵鏈棒等。這當然與少數民族擅長騎戰有關。充分利用戰馬奔馳的衝擊力，發揮精良的騎術，以重器打擊身著優質甲胄的漢軍，特別是“自上擊下”來攻擊步兵，是少數民族作戰的技術優勢。所以南宋初才有了那個著名的“金國有敲棒，我國有天靈蓋”的笑話。長期同少數民族作戰的宋軍，不能不注意到對方的優長，于是，大力發展騎兵，采用馬上擊打兵器，成宋代武備的一個顯著特點。“鐵鏈夾棒”學之于“西戎”，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被漢人用守城兵器的連枷，經少數民族的改造利用，成了騎兵的擊打短兵，又轉而傳來漢地，被中原王朝所采用，而且“漢兵善用者巧于戎人”，這個你來我往的傳播過程，生動地反映了多民族文化交流對我國古代武藝體系的形成與發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武經總要》是北宋的官修兵書，所載兵器都是北宋軍隊的基本裝備，可見鐵鏈夾棒也是宋軍的常規兵器之一。古代的軍用兵器，一般都由政府統一製作和管理，有一定的製作標準，制度十分嚴格。北宋慶曆元年（1041），名將韓琦曾制定了多種馬上鐵兵的份量規格和武藝考試辦法，規定：“馬上鐵鞭、鐵簡、棍子、雙劍、大斧、連枷之類，是一法，每兩條共重十斤及等，但取左右實打有力者中。”馬上連枷同鐵鞭、鐵簡一樣，也應該有單有雙，《武經總要》沒有反映出這一點，但這既可以從宋代多見的雙鞭、雙簡、雙劍推而知之，也可以由後來清代的雙連枷棒加以印證。兩條連枷統重十斤，一條約五斤。宋代重量標準略高于現代，五斤約合現在六斤，應該說這個份量是很適中的。雖然某些膂力超群的人物所用兵器大大超過這個重量標準，但那畢竟是極個別的現象，不具有普遍性。 宋代名將狄青在平定嶺南儂智高叛亂的戰爭中，曾經使用過馬上鐵連枷，成宋軍以鐵連枷破敵的著名戰例。《曾鞏集》卷52《南豐先生集外文·雜識二首》載： “先是，（狄）青已縱蕃落馬軍二千出敵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馬軍所衝突，皆不能戰，軍士又從馬上以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遂大敗。（儂）智高果焚城遁去。” 儂智高是廣西溪洞蠻的首領，所率“蠻兵”最擅長標牌，即藤牌標槍，往往憑高據險，蜂擁而攻，銳不可擋。宋的廣南東、西路軍備鬆懈，儂智高一度幾乎據有兩廣全境，形成割據勢力。狄青的主力是他長期與西夏作戰中訓練出來的“蕃落騎兵”，即西北少數民族騎兵，執鐵連枷的也應該主要是這支軍隊。顯然，久在西陲的狄青，充分發揮騎兵突擊時鐵連枷“自上擊下”的威力，使得以步兵主的儂智高叛軍一戰而潰。 元明時代，連枷仍舊軍中裝備之一，而且我們在明人留下的踏青風俗畫中，可以見到當時民間藝人演練長柄連枷棍的形象，說明這一軍中利器至少在明代已被民間武藝所吸收（見圖二）。嘉靖末年王圻父子的《三才圖繪·器用》卷6，明末茅元儀的兵學巨著《武備志》卷104《器械三》，都收錄有“鐵鏈夾棒”的圖式和介紹文字，但基本上全抄《武經總要》，沒有什新的內容。稗販古董是明代兵書的通病，即使博學綜貫如茅元儀也難以例外。實際上明代應該有完整的連枷譜傳世，然而，大多數明代兵書著作家往往奢談韜略而不重實技，對最基本的“兵技巧”不重視，也茫無所知，所以很多東西沒有被載錄下來。今天，我們要感謝朝鮮李朝王室和幾位大臣，被他們收在“朝鮮十八般武藝”中的“鞭棍”，其實就是明末清初傳入朝鮮的中國連枷棍和馬上連枷棒。有心的朝鮮武藝家我們保存了珍貴古代中國武藝資料，這又說明中外文化交流同樣對中國古典武藝體系的形成生過重要作用。 保存在朝鮮古籍中的連枷譜由兩個部分組成，其一是“鞭棍”，就是長柄連枷，柄長八尺九寸，子鞭（即連枷的“枷”）長二尺二寸五分，由堅硬的木材製成，漆朱色。這顯然是步戰用的連枷。《鞭棍譜》的圖像，是一人執連枷與另一人執長棍（長一丈二寸五分）者相配伍來進行練習的（見圖三）。包括起勢，一共十個圖勢，另有對練路圖勢，稱《鞭棍總譜》和《鞭棍總圖》。如果按圖索驥，仔細琢磨，我們差不多還能恢復這個長柄連枷的對練套勢。其二是“馬上鞭棍”，即馬上連枷棒。鞭長六尺五寸，子鞭（即“枷”）一尺六寸。但非用鐵製作，而是用“攢竹”做的。譜末編書者【案】雲：“今馬上連枷棒較步連枷棒差短，其相連處，步則一環，馬則三環，俱棒首及枷兩端鑽以鐵葉。唯馬上連枷棒枷下端鐵葉遍釘鐵乳矗矗。”《馬上鞭棍譜》是馬上單連枷棒，一共九個圖勢，以雙手執用主，圖勢繪製精美，十分傳神。（見圖四） 連枷棒也是清軍的裝備之一。《清會典圖》卷103《武備十三》有“連枷棒圖”，附有文字解說： “棒其制有三，皆規木。綠營用者二：一長五尺四寸，圍四寸六分，通髹黃，兩端鑽以鐵；一虎頭棒，長四尺，圍四寸六分，通髹黃，繪虎紋。漢軍用者曰連枷棒，左右雙持，棒長□尺五寸八分，枷長七寸五分，圍俱二寸五分，皆塗黃油，兩端鑽以鐵，首各加環，以鐵索相連一具。綠營制同。” 清代軍制，八旗、綠營和漢軍在裝備上各有不同，反映了武藝上淵源有自，各具所長，這從連枷棒的不同上也可窺見一斑。綠營的兩種連枷形制，應該都是馬上用器。漢軍左右雙持的連枷棒，注明“綠營、直省同”，是說不限于漢軍執用，綠營和八旗也用，是比較普及的馬步兼用兵器（見圖五）。可惜的是《清會典圖》沒有標明它長幾尺，我揣測應該是“棒長三尺五寸八分”，不知是否有錯。清軍的連枷也是用硬質木材製作的，棍頭上加有鐵箍。解放初，蘭州市的民教育館裏曾陳列著一些清代兵器甲胄之類，其中就有一對連枷棍，我的印象裏份量很重，質地堅固。 過去民間武術界所練的連枷，以我所見到的，一般是兩種，一種是長柄的連枷棍，明代踏青風俗畫卷上畫的就是這種，永登李明賢練的也是這種；另外一種是比較短的雙連枷棍，又名“虎尾梢子”，比起前者，這種似更多見。兩相比較，虎尾梢子練起來比連枷棍更勇猛潑辣，感覺更多一些實用性。另外，打對子時也可見到連枷對棍、虎尾梢子進花槍等。在我的記憶裏，京戲名家蓋叫天先生表演的武松戲裏，飛雲浦一折也加上了連枷對打，這是別家所沒有的，是深諳武術的蓋叫天先生獨出心裁的設計。 在當代所謂“競技武術”中，連枷棍一開始就被排斥在外。多年來，民間傳統武術只是“競技武術”的一個陪襯，似有若無，自生自滅，而且因不斷受到“競技武術”的壓制浸染，也不免日趨衰變，于是，連枷這種古老的器械，即使在民間也越來越無人問津了。一句話，傳播了千年之久的連枷，在當代武術場上終于由沈寂而走向消亡。然而，令人欣慰的是，與連枷有著明顯“親緣”關係的武術器械“二節棍”，勃然崛起于海外，它隨著一代武杰李小龍的英名而傳揚四海，成“中國功夫”的象徵之一；且已經傳入大陸，正在大陸民間擁有越來越多的愛好者。 二節棍的崛起是一個發人深思的武術文化現象。 由于歷史條件不同，武術器械的功用價值必定會發生變化，其形制和技術也會隨之發生變化，所以，我們不能把二節棍與連枷棍簡單地等同起來。但我以二者的淵源關係清楚可辨。首先，二者的基本形制十分相近，特別是拿二節棍同清代漢軍的左右雙持連枷棍相比，可謂大同小异。其次，器械形制的相同或相近，必然地定了技術上的相通和相近。但左右雙持連枷棍是兵器，二節棍則是具有一定攻防功用的武術器械，二者性質不同。因此二節棍與虎尾梢子應屬同類。比起虎尾梢子，二節棍在練法上更趨簡捷明快，難度增大，實用性和觀賞性也更具有現代感。這就是發展。這個發展中蘊含著李小龍的武學才智，也蘊含著李小龍作一代武林俊杰的人格魅力。由連枷棍、虎尾梢子向二節棍的脫變，本身是一個飛躍，是一個充滿了活力的再創作。它的生與迅速傳揚，證明積澱豐厚的中華傳統武術，一旦被學養宏深而思想敏銳的真正的武術家所掌握，就能衍生出極其生動又極具生命力的新東西來。顯然，這不是墨守陳規者所能辦得到的，更不是那些以淺表浮華旨趣的當代新編“長拳”的主要創造者們所能塵及的！ 多種李小龍的傳紀中，對他的二節棍傳承淵源講得不很清楚，這是個遺憾，今後還需要做進一步的研究。我以這對我們探索中國武術的發展之路具有重要價值。李小龍演練二節棍的精彩鏡頭，還有那些徒手格鬥的鏡頭，不僅在感觀上給了我們永久的享受，而且給予我們深刻的迪。中華武術究竟應該如何發展，在傳統與創新的關係上，究竟應該如何把握，李小龍提供給我們的，不只是一個成功的範例，也是一個思路，一個境界，值得整個武術界認真思考，認真探研。 當代武壇一度鋪天蓋地的“滿片花草”所籠罩，與傳統脫節的那些蹦蹦跳跳、翻翻滾滾的“舞術”，還有那些形形色色的“大師”、“法師”，以及他們的“秘訣秘傳”之類，使武術黯然傷神，無所歸依，時至今日還不能說已經“魂兮歸來”了。當此之際，李小龍以他的高見卓識和獨行孤膽，毅然崛起于海外，使全世界面對中華武術的真諦與魅力而之一震！在花草枝蔓、萎靡不振的武壇上，李小龍猶如一株拔地而起的千仞勁松。李小龍是當代海內外武壇上極少數幾位有思想的和有理性批判精神的武術偉人之一；從維護傳統和大膽創新的成就上講，從弘揚民族文化與振奮民族精神的意義上講，他的確是一位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民族英雄。 值李小龍仙逝二十五周年之際，謹以“連枷棍”的興衰演變話題，聊寄筆者對這位武術先賢的敬悼仰慕之情。 1998、7、于廣州 注釋 ：《說連枷棍》，見《甘肅日報》1983年7月27日。 ：見周密《癸雜識·後集》；趙翼《陔餘叢考》卷33。 ：林正才《守城錄注譯》說：“連黠棒”是“用麥、麻杆扎成的火棒。”此說有誤。 ：周密《癸辛雜識·後集》“連枷”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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